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省排位上升两位

创设此等临时性疫情防控机构本身，就是在行使一种国家权力，而绝不是什么私人权力或其他权力。

[64]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对于拥有成文宪法典的单一制国家而言，如果人们能够注意到宪法规范数量的有限性（这是由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法律性质所决定的），那就会发现，宪法只是为特定规范领域设定了内容填充型框架和不可逾矩型框架，而不是对所有的法律规范领域都提出了必须具体化的宪法要求，因此不会存在宪法全能主义或宪法全面主义的问题。具体来说，如果下位阶部门法不符合宪法内容设定性规范和边界控制性规范的要求，其在规范性质上依然属于法律并具有法律效力，但可能会因为违宪而丧失法律效力。

从制度实施的角度来看，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来源：《法学评论》2023年第4期。[26]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的规范内涵对于没有经历过民族独立运动或剧烈的民主革命的国家而言，宪法一词的含义，要么是指在久远历史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各种由成文法或不成文惯例构成的松散法律规范联合体（如英国），要么对历史上宪法惯例和政治实践的法典编撰（如荷兰）。我与一切属于我的财产都成为全体科西嘉人财产都一部分。不过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法律内容都必须来自宪法，因为宪法中边界控制性规范为下位阶部门法设定的是不可逾矩型框架，其并不需要后者从宪法规范中找到内容依据。

[22]到了20世纪初期，将旨在保护自由权的法律规范纳入宪法已经基本不存在异议。其次，该机制还可以减轻合宪性审查机关的工作负担，提高其工作效率和审查决定的质量。但是对于不同领域的下位阶部门法的内容形成而言，宪法所提出的规范要求并不相同。

组成这个政治体的一切团体和个人从而以后都是此政治体的成员。相对于法律草案合宪性说明制度而言，宪法依据条款只是落实宪法内容设定性规范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的次优立法技术方案。[29]这种立法依据说具有合理性，因为几乎不会出现一部宪法只包括国家组织规范和程序规范，然后将其他实体法律问题全部委托给下位阶法律自行形成的情况。另外，在我国澳门特区的立法过程中也曾发生过此类争议。

[17][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7页。[28]如何理解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一论断呢？我国主流宪法学界的主流通说认为，因为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等涉及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它便成为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便成为法律的法律，便取得国家根本法的地位。

张奚若：《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载王建学编：《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思想渊源之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以下。第四部分则对针对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争论提出更为普遍化的理论主张。当制宪者和修宪者将特定的内容规定到宪法之后，这些内容设定性规范就构成了下位阶部门法的内容来源。[38]比如，1997年生效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那就是要求助于国民自己，而不是求助于那些显贵。[42]不过，具体如何在立法技术层面确定宪法依据条款的设置标准或原则，共识是有限的，依然存在不同的意见。[38]复次，宪法的规范地位是最高法（即整个法律秩序效力的最高理由），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宪法通过组织规范设置、产生并分配了包括国家立法权在内的各种合法公权力。在18世纪末期成文宪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宪法作为根本规范应当包括政府组织规范，这一点并无争议。

就像阿伦特总结的那样，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全新的开始，意味着人民通过制定宪法同时建构了一套新的政府体系和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即民族国家）。同时，宪法作为政治法领域的根本法散落在各种各样的协议、约定或惯例之中的，因此对于宪法包括哪些内容这一问题，主要应当通过对社会进行观察和总结而非分析成文化的宪法典来确定。

那么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前一部法律中设置了宪法依据条款，而在后一部法律中选择将其忽略时，[46]行政法/民法和创制性立法/确认性立法分类处理标准，恐难以给出明确且令人信服的立法技术方案。因此除了立法权配置条款外，其他宪法规范构成了评价下位阶部门法内容是否合宪的依据，但不构成后者的效力来源。

[41]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就像毛泽东主席1954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正式宪法的草案时指出的那样，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49]这种意见不能成立，因为当下位阶部门法设置宪法依据条款时，其只具有初步证明下位阶部门法的内容具有合宪性的功能，但无法充分保障下位阶部门法的内容必然具有合宪性。比如，全国人大2020年颁布的《外商投资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颁布的《反外国制裁法》与宪法的关系紧密程度以及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大致相同。四、立法对宪法的具体化命题在立法领域的适用范围在近几年的理论研究中，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认为，应当在承认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的同时，要求宪法尊重部门法的自主性与法体系的联邦性，因此立法对宪法具体化这一命题和理论不能成立，否则不但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将不复存在，而且会导致其他法沦为宪法的实施工具，进而挤压民主政治意志的形成和表达。原因是：其一，某部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何种法律位阶，取决于其是由何种主体根据何种程序制定的，而不取决于其具体内容。

不过，由于宪法并非法律大全，其是且仅仅是根本法。比如，在2023年1月初中国法学会召开的《耕地保护法（送审稿）》专家讨论会上，就有专家建议立法起草机关重点考虑上述问题。

最近黄明涛教授不但建议使用宪制性人大立法这一概念来统称此类法律，而且主张宪法具体化理论只应在此领域适用。由于一切关于宪法的争论，无不提及孟德斯鸠的大名，[8]因此可以从孟德斯鸠开始梳理相关知识和理论脉络。

不过，如果只是抽象的主张所有宪法规范都具有边界控制和内容形成要求，并不利于宪法的有效实施，因此在各个法领域落实宪法规范要求时，需要进一步明确宪法为特定领域设定了哪些边界控制性规范和内容设定性规范。[45]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

斯大林还在该报告中批评说，有些人大概没有懂得宪法问题与日常立法问题的区别，正因如此，他们力图尽量多渗进一些法律到宪法中去，简直要把宪法变成一部法律大全。[55]参见《立法法》（2023年修正）第58条。比如，按照采用最为宽泛的解释方法或解释标准，任何一部法律都可以在宪法中找到某种价值追求或更为抽象的宪法精神作为其立法内容来源。[10]同上注，孟德斯鸠书，第9、13-14页。

[56]最后，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参考法律草案提出机构的合宪性说明和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说明，依法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和表决。[25][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页。

不过，除了应当包括国家机构组织规范、基本权规范以及必要的程序性规范（如制宪、修宪程序）外，还有哪些问题应当载入宪法并成为根本法的组成部分，需要由人民根据其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发展阶段等具体国情进行决断。参见王荣国：《法理学能回答宪法的性质吗?—与陈景辉教授商榷》，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

卢梭的理论启发和指引了法国大革命，但也带来了一些困惑。[16]同前注[14]，卢梭书，第6、40、64页。

由此观之，对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立法层面的落实而言，如何进行立法技术的优化和完善，依然需要进一步研究。[21]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9-431页。[36]此时，惟有通过立法具体化将宪法规范落实到下位阶部门法中，宪法才能得到完整有效地实施，立法机关的宪法义务才得以完成。但如果基于这一论点彻底否定立法对宪法的具体化命题，主张宪法只对所有的下位阶法律发挥边界控制功能，而不对其实体内容的形成发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功能，那无疑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民事立法主要是对社会中的事实规则进行确认，属于确认性立法，应当主要遵循不抵触的法源原则。三、下位阶部门法落实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的合理方案如果上述论证可以成立，那么除非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理解为根据宪法立法权限条款制定具体的下位阶部门法或者根据抽象的宪法精神制定具体的下位阶部门法，否则要求所有的法律都设置宪法依据条款，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可以在宪法中找到具体且明确的内容规范作为立法依据。

[6]基于以上历史和现实状况，笔者认为，法学界应当直面上述理论争论和立法技术难题，科学合理界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规范内涵，从而确保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目标得到有效落实。即使规范内容较少的美国联邦宪法，其第2条第1款关于国会可决定选出选举人的时间以及选举人的投票日期，该日期须全国统一之规定，也属于积极地规定未来法律的一定内容的内容设定性条款，对于该规定的实施，不得违反是不足的，立法机关需要通过积极的立法形成予以落实。

[3]有研究者认为，宪法依据条款在我国的立法中属于历史意识、习惯、记忆的沉积，既没有规范的必要，也没有规范的意义，因此围绕该问题产生的争论属于缺乏实际意义的争吵。在此历史背景下，将宪法称为是所有下位阶部门法的母法固然不准确，但是将宪法视为所有下位阶部门法的法律环境也不妥当。